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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总有一些片段，如河底的金沙，历经冲刷却愈发闪耀。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一段尘封的记忆，回到1968年初春的淮河岸边，聆听一位老兵讲述他与战友们在大陈庄靶场那段艰苦卓绝却又充满激情与温情的军旅生涯。这段记忆，不仅是个人青春的印记，更是一个时代军人风貌的真实写照，其真实性与感染力，足以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那一代人的奉献与担当。

  1968年初春，三位北京籍士兵——来自二十七中的“我”、景山学校的孙宝祥，以及一位河北邯郸籍的北京地铁工人冯姓同志（具体姓名已记不清），被一同分配至淮河靶场。这看似偶然的分配，实则蕴含着当时部队用人的考量。

  一年后，“我”调至场务连，有幸与喜爱文学的指导员潘焕金同志深入交流。据他私下回忆，1968年他在师司令部军务科负责新兵分配工作时，原则清晰：参与过新兵连打群架的、在原单位担任过负责人的、父母政治情况不明的士兵，往往会被分配至条件较为艰苦的连队；同时，为促进不同背景士兵的融合与管理，学生兵与工人兵通常会被尽量分散。

  按照常规，学生兵往年大多会被分配至技术兵种。因此，除冯同志这位工人兵外，“我”和孙宝祥这两位学生兵被分配到靶场，在当时看来确属“可惜”。但我们二人，面对这样的安排，却都抱着服从命令、无怨无悔的态度，这正是军人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质。

  我们的目的地——大陈庄靶场，并非寻常之地。它地处河南省淮河一大弯道北岸，距驻马店明港镇十八里，距师部同样十八里，位置与交通条件在当时的军事部署中可见一斑。

  淮河河道宽约五十米，南岸那片长约八百米、宽约四百米的大河滩，便是我们航空兵进行轰炸射击训练的核心区域——靶场。村庄西侧临河处，有一小土丘，名曰“霸王台”。相传楚霸王项羽曾在此点兵，这古老的传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雄浑的英雄气概。1964年全军大练兵期间，此处曾举办过一次重要演习，部队为方便坦克过河，在土丘东侧开辟了下河通道。这一军事工程，在演习后意外地便利了当地老乡挑水洗衣，也成为了我们空军靶场人员往返河南岸靶区的重要路径。而土丘顶部，则是飞机打靶时的指挥观察所，矗立着一根十几米高的旗杆，它如同靶场的眼睛，见证着每一次训练的硝烟。

  靶场的日常，紧张而有序。每当轰炸机群呼啸而来，准备进行投弹射击训练时，我们的战斗便开始了。在霸王台上升起小红旗，这是靶场开始净场的无声命令，清晰而不容置疑。报务员迅速架设电台，与靶场指挥员紧密配合，引导飞机进入最佳攻击航线，并实时报告风向风速等关键气象数据，这一些数据必然的联系到投弹的精度与训练的效果。

  与此同时，清空靶区内无关人员、负责靶区警戒，确保当地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领导我们的指挥员曾宪富同志，是山东栖霞人，原为飞机射击员，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资历深厚，他的沉稳与经验是我们安心的保障。靶场士兵不足十人，却个个都干活活不惜力。师通讯营派来常驻的无线电报务员王才保同志，与我们关系甚好，“我”常帮他摇动电台的手摇电机，那嗡嗡的电流声，甚是好听。还有一位胡姓班长，湖南籍，圆脸，浓眉大眼，身着褪色的“人字呢”军装，他能力突出，脱泥砖胚、修补麦草屋顶、翻地种豆、撒网捕鱼、烹饪等样样在行，是我们生活中的“全能管家”。

  平日里，我们提着铲子、挑着石灰和石灰划线器，乘坐橡皮木筏，借助钢丝绳渡至河对岸的沙滩，绘制长方形、菱形、圆形等地靶，每一笔都凝聚着我们的细心与责任。若进行夜靶训练，则需点燃铁皮圆桶制成的煤油灯，那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指引着战机的方向。此外，指挥员指定由“我”负责每周黑板报的编辑工作，这成为了我们军营文化生活的一扇小小窗口。

  演习开始时，翘首观望轰炸机群飞临靶场，投下一枚枚教练弹，射出一串串机枪弹，聆听阵阵爆炸声，目睹腾起的朵朵白烟，内心充满的是作为一名靶场兵的自豪与喜悦。演习结束后，我们又会跟随老兵划着木筏到河滩修复靶标，并仔细寻找未爆的航弹，从弹翼中间取出炸药棒上交，偶尔也会留存几枚，待过节时到河边炸鱼，为艰苦的生活增添一丝乐趣。

  飞机到靶场打靶，实则是对领航员和机尾下部射击员的严峻考核。尽管当时飞机技术已较二战时期有很大进步，可进行水平投弹，无需俯冲，但要做到颗颗命中仍非易事，这更凸显了我们靶场保障工作的重要性。

  在靶场的日子里，最令我们头痛却又透着几分淳朴与无奈的，便是与当地老乡围绕着“弹壳”展开的“拉锯战”。每次飞机来投弹射击，周围几里地的群众一看到霸王台上发射的红色信号弹和升起的小红旗，便如同听到无声的召唤，纷纷聚集在岸边，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人数慢慢的变多。他们头上都顶着黄脸盆或白脸盆，那景象，仿佛戴着钢盔的“冲锋队”，以为能抵御枪弹。

  飞机投弹扫射的硝烟尚未散尽，演习训练结束的信号弹还未发射，老乡们便已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冲进河里，争先恐后地游到对岸沙滩捡拾机枪弹壳。在当时，一枚12.7毫米弹壳能卖两毛钱，这对于以务农为生、收入微薄的老乡们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是他们改善生活的一丝希望。我们深知老乡生活的不易，但更担心他们的安全，不断用高音喇叭进行劝阻，却收效甚微。面对这群为了生计勇往直前的乡亲们，我们深感无奈，却也从中看到了他们对生活的坚韧。

  我们的驻地位于大陈庄西头，是一处三面被老乡房屋环绕的小院，院内有一间草屋和两间草栅。所住草房较为低矮，需踏着两三节砖石石阶进入，因仅有两扇小窗户，屋内光线较暗。即便如此，与村里老乡的居住条件相比，我们的住处已算得上“优越”。

  大陈庄当时是个大村子，人口数百，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但乡亲们的生活普遍困难。家家户户都没有围墙，房屋多为草顶土坯墙结构，窗户仅由上下两块木板和中间三根木棍构成，简陋得很难来想象。屋内通常只有一张无床板的床，晚上门板便充当床板，基本上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鸡和小猪甚至与家人同住一室。老乡们从头到脚多穿着一身打补丁的黑布衣，裤腰用布条系着。饮食方面，多为白薯稀饭，难得见到肉食，生活的清贫一目了然。

  夏季，天气闷热难耐。夜晚，为了纳凉，家家户户都会在屋前 空场露天而睡，姑娘 们大多集中在打麦场，也无太多遮掩。我们夜间巡逻时，常常感到颇为尴尬：因到处都是熟睡的老乡，不看路便可能踩到他们，但若仔细看又觉不妥。不过，老乡们对此却毫不在意，那份淳朴与坦荡，让我们渐渐释然。到了春节，老乡们脸上才露出些许难得的喜色，纷纷挑着扁担走亲访友，扁担一头挑着一筐果子（油条），另一头或挑着小孩，或挑着一幅床架子，这便是当时最真挚的年节祝福。

  尽管生活困苦，老乡们却纯朴老实，遇到困难很少向我们求助，生怕给我们添麻烦。我们的物资供给有部队保障，缺啥每月可从师部运回。每隔一段时间，指挥员都会将节省下来的米面分成若干小袋，送给特别困难的老乡，送去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子弟兵对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也时常参加村大队组织的义务劳动，在老乡有危难时更是义不容辞地冲在最前头。

  记得六月初，淮河突发洪水，河水湍急，水面漂浮着泡沫、树干、木箱和衣物等杂物，洪水几乎涨到岸边。当时有消息传来，一艘大渡船被洪水打翻。我们全体人员闻讯后，立即携带绳子和轮胎赶到岸边准备救人。由于距离较远，看不清楚详细情况，“我”主动请缨游过河查看。指挥员了解我的水性，便在我腰上系上一条绳子，嘱咐我若有危险就拉绳子返回。我下水后顺流奋力游去，直到脚触到地面才发现已到对岸。起身一看，洪水并未漫过沙滩，渡船倒扣在沙滩上，几十个男男女女正在晾晒湿衣服，所幸均无大碍。这场虚惊，却真实地检验了军民之间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

  靶场的岁月，并非总是风平浪静。还有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发生在六七月份的一天深夜。驻马店军分区发来敌情通报，称太行山有一股被打散的土匪（我们当时颇为奇怪，那个年代竟还有土匪，估计可能是某个武装造反派）可能流窜至大陈庄，要求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师部已制定派遣警卫连支援的预案。

  当时“我”和指挥员正在师部办事，准备在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带回给养。接到报警后，师里立即派车并增派一个排的兵力。指挥员领取了一批，乘坐一辆嘎斯六九吉普车返回靶场。出发前，他对我说：“你在这里看管给养，那边有危险，你就不要去了！”我深知靶场战友们的安危，再三请求一同返回，他见我态度坚决诚恳，便同意了。

  归途中，为隐蔽行踪，我们的车不能开车灯，乡间土路崎岖难辨，行驶十分困难。好在“我”常走这条路，且中学时参加民兵训练学过夜行军侦察，便主动帮助指挥员辨别路况，为司机指路，最终顺利返回大陈庄。此时，四里八乡的众多老乡已拖家带口聚集在我们驻地小院内外，里三层外三层，一直延伸到村中各处，他们了解，在，安全就在。

  我们的驻地本就屋小院小，指挥员命令我们点亮所有能亮的灯，努力安抚群众，让他们保持镇定并听从安排，同时为群众烧水喝。在全村唯一有灯光的驻地，那灯光就像大海中的灯塔，给了群众极大的安全感。大家静静地等到天明，接到土匪已逃往别处的通知后，群众才陆续散去。这份信任，是对我们军人职责的最高褒奖。

  时光荏苒，“我”后来调至师部电影组，才得知师属靶场不止淮河这一处，还有一个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黄河滩涂上的靶场。“我”曾到那里放过电影，乘车进入场区时，路面如同走在豆腐块上一般摇晃不定，车轮还不时陷入其中。到达场部后，只见一片广阔无垠的麦田，驻地是砖瓦结构的苏军式营房，向南遥望可隐约看到陕西的华山，景色十分优美，是个不错的地方。黄河靶场场长也是飞行员出身，他的爱人曾与“我”一同参加过为期数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旨在结束“”运动，恢复各经济行业生产。

  在黄河靶场，“我”遇到了许多新兵连时认识的北京兵。其中一位原是帅府园初中的干部子弟，为人仗义，曾参与新兵连与北京地铁兵的打群架事件，其勇气甚至让师长都感到“佩服”。

  在淮河靶场的工作生活虽未满五个月，便被师司令部调走，此后再未回去，但那段岁月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那里的艰苦与欢乐，战友的情谊与老乡的淳朴，都成为了一生难以磨灭的珍藏。

  秦友友，1968年2月应征入伍，1976年5月复员回京，9月入职铁道科研院任人事干部、院办公室干事、秘书，1983年调入报告文学编辑部任美术编辑，1984年调到公安部办公厅政研室“人民公安”杂志任美术编辑，同年调到“人民公安报社”任美术编辑兼摄影记者直至2018年退休。从部队到公安报社多次受嘉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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